GDP突破萬億元，是一座城市經濟實力的象征。隨著各地2020年經濟“成績單”陸續揭曉，長三角“萬億俱樂部”再添南通和合肥兩名新成員。展望“十四五”，長三角還有哪些城市有望躋身“萬億城”？

新進者能否坐穩席位？

在近日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南通和合肥相繼官宣好消息——在南通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南通市市長王暉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宣布，根據最新統計，2020年南通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0036.3億元﹔在合肥市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上，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巿委書記虞愛華宣布，合肥市成功實現“半年負轉正、全年過萬億”奮斗目標。

“南通和合肥躋身‘萬億俱樂部’是質的飛躍，標志著長三角在一流城市建設和發展上不斷邁上新台階。”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雨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南通和合肥，均是長三角近年來發展較快的明星城市，但從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方面觀察，兩者躋身“萬億俱樂部”的動力不盡相同。

作為地級市，南通能成為繼蘇州、南京、無錫之后江蘇第四個萬億城市，更是長江以北首個躋身“萬億俱樂部”的設區市，更多依靠的是產業基礎，特別是造船業、紡織業、建筑業等基礎扎實的傳統產業。

同時，長三角一體化對南通的拉動作用也非常明顯。“南通緊緊抓住長三角一體化戰略，與上海進行深度融合，積極承接上海產業轉移和資本轉移等，利用上海溢出效應來壯大自己，這對南通的帶動很大，是南通發展的一大外部助力。目前，南通和上海對接的意願很強烈，在人才引進、產業和園區等領域的合作力度很大，這方面的優勢是合肥難以比擬的。”何雨表示。

而作為省會城市，合肥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安徽舉全員之力的支持。同時，從產業結構看，合肥在高端制造業方面實力強勁，當地政府投資了京東方等具有前瞻性、潛力巨大的戰略性新興企業，為當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動力。

此外，作為全國第二個獲批建設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合肥目前的基礎科研能力位居全國第三，主要創新指標穩居全國前列，躋身世界區域創新集群百強，正努力邁向國際重要的科技創新策源城市。

“產業特殊性決定了經濟規模，南通GDP破萬億在預料之中。但是，與蘇州、南京、無錫相比，南通的產業結構較為單一，需謹防順周期效應。”獨立經濟學家、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鄭榮華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表示。

“從產業結構看，南通企業主要集中在建筑、船舶、紡織、化工等行業。”鄭榮華進一步分析稱，2020年，南通有9家企業入圍中國企業500強榜單，其中8家是建筑企業。同時，南通的船舶與海工產業規模佔全國20%以上。上述兩大產業已形成集群效應，為地方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單一的產業結構也隱藏著一定的風險。

“南通的產業結構整體處於全球產業鏈中低端，屬於低效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創新動力不足，利潤率不高。”鄭榮華說，“與其相比，無錫近年來已從傳統經濟向新經濟轉變，尤其是創新經濟得以高速發展，形成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在物聯網、集成電路、電子機械、紡織服裝、節能環保等領域形成新的產業集群，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要坐穩江蘇萬億四強席位，南通需從兩方面進行改革。”鄭榮華指出，“一方面，要積極融入長三角一體化，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數字產業、新型材料、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戰略性產業布局。另一方面，要鞏固並提升傳統產業優勢，實現產業規模化與效益化並重的發展模式，實現產業數字化，是傳統產業升級的首要任務。”

此外，鄭榮華認為，南通對各類資源的集聚能力有待提高。“2019年，南通市淨流出人口28萬余人。同時，由於當地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存在流入人口偏向於中低技能勞動力，流出人口偏向於中高技能勞動力的現象。此外，從企業營收數據分析，南通是資本輸出大市，如果政府能加以引導，則有可能形成資本內循環，為新經濟發展提供動力。”鄭榮華說，南通必須形成新的生產力布局，除了打造產業集聚與人口集聚優勢外，還要注重提升對金融與創新要素的吸引力。

“由於區位優勢，南通的發展有上海和蘇州兩大外部動力，而合肥主要是自力更生，需要發揮自身領頭羊作用。”在何雨看來，合肥未來要更進一步，需要充分發揮自身增長極作用，聚合皖江經濟帶的資源要素，打造成由東部地區向中部地區生產力轉移的增長極，“在推動自身發展同時，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

追趕者誰最有戲

常州，長三角經濟發展中心地帶的重要城市之一，以先進制造業和優秀旅游業聞名，與蘇州、無錫構成了蘇錫常城市圈。 徐州，歷史文化古城，擁有超過6000年的文明史和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華東、淮河地區的重要城市。 7700億元、7400億元，這是常州和徐州預計的2020年GDP數據。近年來，GDP水平相當的徐州和常州，一直將彼此視作同台PK的對手。展望未來五年，兩座城市不約而同地將“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萬億元”作為下一個小目標。

1月13日，常州市市長陳金虎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2020年，常州GDP預計達7700億元。“十四五”時期，常州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為“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萬億元”。

1月19日，徐州市市長庄兆林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2020年，徐州GDP預計達到7400億元，同比增長3.5%左右。“十四五”期間，徐州的經濟發展目標為，到2025年，徐州GDP將超過1萬億元，躋身我國萬億城市群。

具體來看，根據目前公開的信息，“十四五”期間，常州將緊扣“國際化智造名城、長三角中軸樞紐”發展定位。徐州則將大力實施工業立市產業強市、創新引領、開放發展、協調發展、生態優先、共建共治共享“六大戰略”。

“徐州與常州各具稟賦，GDP近年來也是你追我趕、反復交替。”鄭榮華表示。

相對而言，鄭榮華更看好常州。“徐州是老工業基地，人口規模將近是常州的一倍，但徐州是屬於人口流出城市，中高端人才淨流入率較低，在集聚能力上不及地理位置優越的常州市。從GDP增長趨勢看，常州已領先徐州，且呈穩步增長趨勢。同時，常州的人均GDP和上市企業規模也是徐州的幾倍。”鄭榮華進一步指出，徐州的定位是承接蘇南地區產業轉移，這與合肥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模式相似，“剛開始是中低端產業集聚，產業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后有望形成創新集聚，最終實現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的循環體系。如果徐州沒能抓住這一機會，則下一個‘萬億城’將是常州”。

不過，鄭榮華也表示，常州雖然地處長三角經濟圈核心區，但也是蘇錫常都市圈規模最小的城市，受土地要素與虹吸效應影響，發展路徑隻能選擇集約型增長模式，“如果第三產業無法形成絕對優勢，第一和第二產業的發展或不及其它城市”。

在何雨看來，徐州地處泛長三角區域范圍內，地理位置優越且重要，是連接江蘇、安徽、山東和河南四省的地方。如果徐州成為下一個“萬億城”，對區域的帶動非常大，“以徐州為中心的淮海經濟區的設立，對中部地區的發展影響非常大”。

“對江蘇來說，徐州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牽一發而動全身，特別是能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能把原來的四省四不管地帶，變成四省交匯的一個前沿地帶。因此，江蘇下一個重點支持對象應該是徐州。”何雨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

常州大學教師孔勇則從徐州和常州的發展軌跡出發，剖析了兩城未來的發展前景。“因為工商業底蘊和靠近上海的區位優勢，蘇南幾大城市優先獲得了江蘇省內第一波的發展政策。上世紀末，江蘇省開始第二波政策調整，最終確定先發展沿江。2018年到2019年，江蘇省開始了第三波的政策調整，開始大力發展蘇北，政策向蘇北五市傾斜。”孔勇說，“因此，雖然南通和徐州憑借城市面積和人口優勢，經濟總量超過了蘇南個別城市，但整體發展程度與蘇南還存在一定距離。”

孔勇認為，從產業水准和經濟實力看，常州已處於轉型基本成熟階段。同時，常州國際機場是江蘇省第三大機場，貨物和旅客吞吐量遠高於徐州。此外，常州中心城市的實力不容小覷，城市高架的建設水平在全國地級市中名列前茅，是很多省會城市參考的樣板。“更重要的是，蘇錫常跟上海同屬江南吳文化，同方言、同風俗、同飲食，這一點是地處蘇北的徐州很難比擬的。”孔勇說。

后備軍實力幾何

“富”，是浙江給人的第一印象。但相比今年迎來第四座“萬億城”的“蘇大強”，“浙大富”似乎有些落后。展望“十四五”，浙江的小目標是“到2025年，浙江GDP突破8.5萬億元”。要實現這一目標，除了“萬億俱樂部”的杭州和寧波外，溫州、紹興、嘉興和台州等四座GDP破5000億元的“萬億后備軍”也被寄予厚望。

2020年，紹興GDP達6001億元，首次邁入6000億元“大關”。展望“十四五”，紹興明確提出了全市GDP目標達到8500億元，並表示要“確保重返全國城市綜合經濟實力‘30強’並不斷爭先進位”。

溫州和嘉興更是雄心勃勃。溫州明確提出了沖刺萬億級GDP、千億級財政收入、千萬級常住人口、百萬級新增人才的量化指標，並提出了綜合實力顯著增強、轉型升級全面突破、中心城市快速崛起、美麗溫州加快建設、民生福祉大幅躍升等八方面目標。

嘉興提出，到2025年，嘉興生產總值達到9000億元以上、力爭1萬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5萬元以上，發展水平進入全省第一梯隊。此外，嘉興還提出了浙北大城市這個概念，嘉興的定位同樣也是做大做強自身的中心城區。

“從增長空間看，浙江的溫州、嘉興、紹興、台州有很多優勢和機會。”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胡小武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首先，民營經濟發達、人均收入高、消費能力強，同時互聯網科技帶動力強，對經濟增長有明顯推動作用。其次，浙江‘十四五’期間將推動杭州灣的跨海發展戰略，有助於浙江在海洋經濟中獲得重大紅利。此外，浙江省的雙循環格局有一定先發優勢。”

“從城市經濟格局來看，最有的機會當屬溫州市。溫州市的經濟規模目前在7000億元左右，每年平均增長600億元，就有希望在2025年突破萬億元，這是值得期待的發展速度和發展目標。而紹興、嘉興、台州等城市的經濟規模尚處於5000億元至6000億元的區間，總量相對偏低，要在五年內達到萬億元，要保持每年增長1000億元，難度較大。”胡小武告訴記者，“目前，萬億級城市要保持每年1000億元的增長也面臨不少壓力。比如，南京自2016年進入萬億級城市之后，2020年也隻有800億元的增量。”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趙浩興也表達了相似觀點。“從發展基礎、人口基數、增長空間等因素看，溫州是下一座‘萬億城’的最大候選者，也是浙江重點發展的都市圈和產業城市。”趙浩興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

“與寧波等兄弟城市相比，溫州最近十年的發展速度相對較慢，但由於經濟基礎和產業扎實，目前還能保持全省第三的排名。作為東南沿海中心城市，其地位是不可動搖的。”趙浩興進一步分析稱，“同時，隨著交通的快速發展，溫州有望成為長三角外圍重要的節點城市。”

“同時，溫州這兩年積極振興制造業和商貿服務業，品牌影響力逐漸擴大，城市能級不斷提升，尤其是甌海板塊，真正開始市區聯動，甌海、鹿城、龍灣、洞頭等發展非常快。受此影響，溫州迎來了人才回流、溫商回歸，有望帶動溫州快速發展。”不過，趙浩興也指出，“盡管紹興沖擊‘萬億城’沒有太大的懸念，但仍需要‘兩個五年’的積累。”

談及其他三座城市，趙浩興認為，紹興擁有天然的優越位置——不僅距離寧波和杭州隻有80至90公裡，同時，隨著跨海大橋的貫通，到上海距離更近，紹興有望成為上海和溫寧杭的中間節點。“同時，紹興不僅有很好的制造業基礎，特色非常明顯，紡織、化工、機械制造等均有優勢，同時又有很好的文旅基礎，能吸引人才和投資，可以實現文旅融合加產業融合。”趙浩興說。

“與紹興相比，嘉興距離上海更近，產業發展增長非常快。嘉興願意主動融合到杭州和上海，同時上海也有很多產業外溢到嘉興，有望推動嘉興實現超常規發展。”趙浩興表示。

“‘十三五’期間，台州發展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制造業板塊異軍突起，目前GDP已超5000億元，也有望沖擊‘萬億城’。”趙浩興指出，“不過，要實現這一宏大目標，需要做到兩方面：一是制造業應保持高質量發展，二是商貿服務業需要重新振興，如通過黃岩、路橋、椒江三區融合下的城市能級提升等，吸引人才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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